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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時代大學的發展之道

發布時間:2019-04-18 作者:王穎 來源:中國教育報

中國慕課大會近期召開,激發我們對未來教育更多、更豐富的想象,也促使教育面向未來邁出新步伐。恰恰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更需要靜思前進路上的變與不變,更精準地謀劃發展之道。——編者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人們普遍認為高等教育也需要大變革。但教育工作者更需要思考清楚,高等教育不變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大學的管理者應圍繞大學的核心使命,把握正確的變革方向,結合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新技術,探索未來大學發展的新路徑。

    時代在變,大學初心不改

國際上一流大學把本校精品課程上網,不怕失去一流大學的地位嗎?

近年來,國際一流大學紛紛將其精品課程做成了可在網上公開獲得的數字資源。學生應該不出國門就可以學習到國際頂尖大學的課程,為什么我國出國留學人數每年在不斷上升?國際上一流大學把本校精品課程上網,不怕失去一流大學的地位嗎?什么是一流大學的核心競爭力?

在孔子與畢達哥拉斯時期,東西方在高等教育上的理念沒有大的區別,教授的都是所謂“大行之道”,傳道的重要性高于授業和解惑。

在中世紀,為了謀生掙錢而學習的人不去大學,而是去作坊當學徒。大學誕生就是因為,有一群試圖搞清楚從物質世界到精神世界各種奧秘的人,喜歡聚在一起研究學問,找來老師幫助他們解答問題。學生除了教士之外,是那些真正想學習的人。學習的主要內容包括宗教、法律、藝術和醫學。英國教育家紐曼在《大學的理念》中說,“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而非狹義的專業知識。大學教育的目的只是培養有識之士,而不是教授謀生手段”。

1810年,德國時任教育大臣、新人文主義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洪堡創建了柏林大學,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誕生。洪堡確定了教學與科研一體、在傳授知識時倡導創造知識的辦學理念,建立了服務于工業社會的普魯士辦學體系,明確了柏林大學要培養各行各業的精英。柏林大學的首任校長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提出,“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人們適應傳統的世界,不是著眼于實用性的知識和技能,而要去喚醒學生的力量,培養他們自我學習的主動性、抽象的歸納力和理解力,以便使學生在目前無法預料的種種未來局勢中,自我做出有意義的選擇”。同中世紀相比,19世紀大學的課程設置和教授的內容也變得非常豐富,加入了人們不斷建立和完善的現代自然科學的內容。

到了20世紀,隨著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大學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大學的社會職能不斷豐富和完善,大學的學科專業、教學內容都在不斷地變化,但是大學的育人使命沒有改變。曾經任哈佛大學校長40年的艾略特認為:“我們要培養實干家和能做出成就的人,他們成功的事業生涯可以大大增進公共福祉。”

縱觀各時期,從歐洲到美國,一流大學的共識是,大學教育以培養人才、培養精英為最高目的。這里所說的“精英”,不同于現在一般人所理解的成功人士或政要,而是帶動社會前進的各種人。學生通過大學階段,從不成熟的人轉變為在社會上有擔當的人。

    智能時代,大學更要發揮人的作用

教師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技術促進學生的心智成長

進入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突破應用,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瞬息萬變的數字化、智能化時代,互聯網改變了世界,也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尤其是今天的大學生,他們是“數字土著”或“網絡一代”,對學習方式和環境提出了新訴求。

如今大學生已習慣于從網絡上獲得資源,對學習資源的獲取能力甚至超過老師;習慣于通過網絡社交平臺與人交流,但面對面與人打交道能力不足,越來越多的學生出現抑郁或自我封閉問題。

面對這樣的學生,大學教師必須使用學生們熟悉和易于接受的方式開展教育教學活動。對于非“數字土著”的教師,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技術促進學生的心智成長。教師的主要職責不再只是為學生提供信息和學習資源,而是進行教學設計,特別是設計優良的學習環境,把人工智能技術整合到學習環境中,并幫助學習者設定學習目標,提升學習效果。

    重新認識以學為主的教育理念

“以學為主”這個理念不依賴于信息技術,而是辦學中堅持育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的基本原則

隨著慕課的不斷發展,很多大學提出了“以學為主”的教學理念,主要是指課堂上重在師生互動學習,而不是老師對知識進行單向傳授。這種方式能夠更好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提升學習的有效性。但“以學為主”不應該僅指教學方式,更應該關注大學的教育理念,大學在制定各種策略時要由“以教為主”轉變成“以學為主”,這個理念不依賴于信息技術,而是辦學中堅持育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的基本原則,以此作為大學的邏輯起點。

哈佛大學140多年前就提出了“以學為主”的教育理念,艾略特任哈佛大學校長之前,對歐洲大學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考察。他體會最深的是歐洲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間的關系,決定辦研究型大學。艾略特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將大學由“以教為主”變成“以學為主”,將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結合。艾略特提出“以學為主”的辦學理念,主要是指大學無論是課程的設計、教師的聘任還是學校的發展,都要以學生培養為核心開展,制定了住宿教師制度、本科生討論課制度、本科生開展科研實踐制度、允許本科生跨學科和跨學院選課等一系列措施。在后來的不同歷史時期,哈佛大學的改革也主要是圍繞學生的通識教育展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就了哈佛大學今天的地位。

另一個“以學為主”的典型例子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發展。2008年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排名在第八至第十名之間,并且在這個名次段停留了很多年。近幾年,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突然升至前三名,其根本原因不僅在于新增了經費,而在于新增的經費如何使用。斯坦福大學醫學院將原來給予教師的一部分經費直接給了博士生(僅限于哲學博士Ph.D,而不是醫學博士MD)。做研究的博士生在修完課程4年里不再需要由教授提供研究薪金(RA),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研究興趣做4年課題研究。這項措施使得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錄取接受率從過去50%左右提升至65%左右,并拉開了和其他大學的差距。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這樣做難度很大,動了幾乎所有教授的蛋糕。這也成了研究生教育領域“以學為主”的一個典范。

2013年,一所顛覆傳統高等教育模式的全新大學——美國密涅瓦大學成立。它沒有固定的教學設施,甚至沒有固定的校園,全面實行“以學為主”的教育理念。創始校長斯蒂芬·科斯林教授從“未來社會需要什么人才”,來倒推和設計大學的課程與教學方式。密涅瓦大學采取沉浸式、全球化體驗的培養方式,學生第一年在舊金山的密涅瓦總部上課,采用小班教學,開4門必修課,分別圍繞培養領導力、創新力、開闊的思維等核心能力展開。第二年到第四年,采用全網絡化教學,學生有機會分別到6個不同國家的不同城市進行一個學期的探索、學習和調查,培養在未來世界中生存的綜合能力。斯蒂芬·科斯林說:“我們要通過教授思維模式和基礎概念,幫助學生更好地適應目前還不存在的崗位并取得成功。”

    大學與社會的聯系將更緊密

中國大學不要功利性地發展與社會的關系,避免變成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化大學

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的一個標志,就是大學按照章程開展工作。《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要求大學章程“應當明確學校開展社會服務、獲得社會支持、接受社會監督的原則與辦法,健全社會支持和監督學校發展的長效機制”,對大學與社會的互動交流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和舉措。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典型的與當地經濟社會協同發展的過程。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斯坦福大學遇到了嚴重的經濟問題;二戰后,斯坦福大學再次陷入財務危機。1953年,弗雷德里克·特曼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他仔細研究了老斯坦福夫婦的捐贈協議。由于協議中明確不允許出賣土地,他就建議學校出租斯坦福夫婦留下的8000英畝土地,開啟了斯坦福大學與工業界協同發展的不解之緣,特曼也被譽為“硅谷之父”。

斯坦福大學與工業界密切合作,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接地氣的科研方式。斯坦福大學得到的政府科研經費比較少,逼著教授與學生從工業界和捐贈上找出路。二是技術直接變成利潤。美國工業革命進程中,由公司來完成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和商品。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們選擇了擼起袖子自己干的方式,老師和學生自己創辦公司,將技術直接變成利潤。三是繼續教育成為大學的當然任務。斯坦福大學承擔了硅谷人才的繼續教育任務,為硅谷的工程師提供了便利的進修計劃。這些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學生,給那些全日制的年輕學生帶去了工業界思維。當然,互聯網、慕課為大學的繼續教育提供了無限可能性。

此外,大學拓寬自身社會角色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實施國際化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種以應對糧食安全、資源短缺、氣候變化、網絡攻擊、環境污染等人類共同挑戰為目的的全球價值觀已開始形成,并逐步獲得國際共識。當今的一流大學必須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未來人才,通過外語教學、師資隊伍多元化、學生群體多元化、國際科研合作、師生互訪交流等多種方式推動對不同文化的了解。

中國大學在加強與社會的聯系、拓寬自身的社會角色時,要首先明確大學的核心使命,而不是功利性地發展與社會的關系,避免變成畸形的、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化大學。

    構建扁平式的組織架構

中國要建設一流大學,就要構建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教育理念與社會角色,完善內部的治理結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項研究表明,人類知識更新速度不斷縮短,18世紀,知識更新周期為80至90年;20世紀60至70年代,一般學科的知識更新周期為5至10年;而進入新世紀,這個周期已縮短為2至3年。

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不斷涌現,大學的組織結構也應該進行調整,以更好地適應科技的發展。如,人工智能現在已經成了投資界最熱的領域,它的學科基礎包括數學、計算機科學、控制理論、機械工程、電子科學與技術等。另一方面,大科學時代很多科學問題或實際應用問題,也不是單一學科專業知識能夠解決的,如對人類難題之一“意識本質的研究”,原來主要是神經生物學家和哲學家關注和研究,近年來隨著量子力學研究的推進,對意識本質的研究有可能從量子尺度上得到答案。

中國科學院大學是由中國科學院所屬的100多家研究機構支撐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各學院負責構建各學科的人才培養方案并開展教學工作,研究所是根據科研任務建立起來的跨學科組織,指導學生科研實踐。這種科教協調的組織架構,既保證了育人的質量,也保證了科研工作的創新性。

中國要建設一流大學,首先要明確大學的核心使命,構建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教育理念與社會角色,完善內部的治理結構。

科技的便捷、高效,在市場經濟中的成就已經有目共睹,大學應主動拓寬與社會的互動渠道。未來大學與社會的聯系將更加緊密,要切實建立健全聯系機制,由企業界熱愛教育的人組成理事會;要制定有效措施激勵教師和學生與社會密切聯系;要轉變科研方式,開展更多的面向生產生活實際問題的科研工作,讓技術直接轉化為利潤成為常態;大學要把繼續教育作為大學建設發展過程中的當然責任。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大學要探索構建科教協同組織結構,更好地完成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的雙重社會責任。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前沿科學與教育局副局長)

《中國教育報》2019年04月18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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